農民工被欠薪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政府部門在欠

拖欠農民工工資主要集中于工程建設領域，這是有官方定論的，國家統(tǒng)計局歷年發(fā)布的《全國農民工監(jiān)測調查報告》即說明這一點。因此包工頭、施工企業(yè)往往被認為是農民工欠薪問題的罪魁禍首，這自是沒錯。但很多時候，包工頭、施工企業(yè)拖欠農民工的錢，是因為拖欠包工頭的錢，而工程發(fā)包方又拖欠施工企業(yè)的錢。而工程發(fā)包方，有私人作坊，有中小企業(yè)，更有政府部門。換言之，農民工被欠薪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政府部門在欠。

拖欠農民工工資主要集中于工程建設領域

去年底至今年初，各地方相繼披露2015年最新地方債務數(shù)據(jù)。25個省份債務規(guī)模從1000億~10000億元不等。江蘇、山東、浙江、廣東、遼寧、貴州等六省債務規(guī)模均超9000億元。政府“差錢”，其直接后果是與政府投資項目相關工程款就會被拖欠，以山東為例，截至2014年底，該省17個市（含所屬縣鄉(xiāng)）政府拖欠工程款1006.07億元。位于債務鏈最末端的農民工工資被拖欠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。當然，這也不是什么新問題，早在2003年通過中國工程建設信息網(wǎng)上報的1860億元已竣工項目拖欠工程款中，政府投資項目就占40%以上。業(yè)內甚至流傳這樣一句話，政府工程竣工之日，往往就是農民工開始討薪之時。

2011年，河南省高院院長替農民工討薪的新聞曾引起輿論熱議，而欠薪單位則是遂平縣公路局；新疆伊犁州察布查爾自治縣農民工索傳平奔波27年才討回5000多元工錢，而欠他錢的則是縣教育局；2012年，廣東東莞市石排鎮(zhèn)政府的園林綠化工程拖欠施工單位210萬元工程款，致使許多在此干了一年多的農民工拿不到工錢、春節(jié)回不了家。事實上，政府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報道，近年來早已不勝枚舉，拖欠數(shù)額少者數(shù)十萬元，多者數(shù)百萬元、數(shù)千萬元不等；拖欠時間，短者一年半載，長者十年八載都有。

有的地方政府盲目上馬工程，從一開始就留下了欠薪的隱患

以保障房為例，保障房建設是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官員政績的一項硬性任務，開工數(shù)量和竣工數(shù)量都有明確而具體的指標要求。在這樣的硬性指標面前，許多地方官員把保障房這一民生工程當成了政績工程，即使沒錢也不停上馬興建保障房。等到交房時政府沒錢給開放商，開發(fā)商自然也無錢給干活的農民工發(fā)工資（在保障房建設中主要采取“開發(fā)商墊資—政府回購”的模式）。由“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計劃”與北京行在人間文化發(fā)展中心聯(lián)合調查發(fā)布的《建筑工人工資待遇與工會組織調研報告》顯示，保障房是工人欠薪重災區(qū)。而政府欠的款項都并非小數(shù)，甚至有的高達上百億。

如前文所述，一些地方政府財政捉襟見肘，但在GDP政績驅使下，有的地方政府不管有錢沒錢都會上馬很多工程，一些項目資金尚未落實就倉促啟動，一些項目遠超預算能力，還有一些項目資金被臨時挪作他用而無法及時結算，從一開始就留下了欠薪的隱患。還是以前文所提及的山東為例，在該省17個市（含所屬縣鄉(xiāng)）政府拖欠工程款1006.07億元中（截至2014年底），848.37億元拖欠工程款是由于政府投資款撥付不到位、建設單位資金不足形成的，占拖欠工程款總額的84.33%。

而政府背景又加深了討薪困難程度，往往一句財政沒錢就完事

《廣東建設報》曾采訪過一家建筑勞務企業(yè)的老總，該老總稱，開發(fā)商、外資、民資投資的項目相對好一些，開發(fā)商投資的項目如果不能按時撥付工程款，施工企業(yè)還可以停工要求撥付工程款；實在不行還可以走司法程序，按照合同起訴開發(fā)商，追討工程款。而當涉及政府投資的工程，負有監(jiān)管執(zhí)法職能的部門，能否主動履職，公正執(zhí)法？

農民工不能流血流汗又流淚

如前文所述，根據(jù)《建筑工人工資待遇與工會組織調研報告》顯示，保障房是工人欠薪重災區(qū)。而且，由于保障房建設項目與政府部門有著緊密聯(lián)系，當保障房工地出現(xiàn)農民工討薪時，相關職能部門往往站在施工方的立場上，打壓工人維權。在他們統(tǒng)計的18起保障房欠薪案例中，10起涉及暴力欠薪或雇黑傷人，其比例是商品房工地的兩倍。2013年京華時報也曾報道河北唐山農民工老何3人到遵化市勞動監(jiān)察大隊討薪維權兩年無功而返。一聽說老何的工錢是當年蓋遵化市職教中心時欠下的，負有監(jiān)督執(zhí)法職能的勞動監(jiān)察大隊便斷然以“政府工程欠薪我們管不了”為由拒絕提供幫助。2014年6月，承建安徽蕭縣市政工程的包工頭楊永，被政府一直拖欠數(shù)千萬元建設款，要債無果又不堪債務重負，絕望之下吞藥自殺。

目前，政府拖欠農民工工資已經(jīng)成為清欠執(zhí)法的主要障礙。2011年，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增設惡意欠薪罪，其構成要件之一是“經(jīng)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”，可當政府部門欠薪時，會有哪個部門會責令其支付呢？既是清欠者又是欠薪者，自我監(jiān)督的效用總是要打折扣，而相關責任人也不會受到懲處，清欠的“疲軟”就不足為奇了。

解決農民工討薪難，有關部門不能一邊喊高度重視，一邊帶頭欠款

解決農民工欠薪問題，地方政府也不可謂不“重視”，大大小小的會議確實開得很多

自2003年全國啟動清欠農民工特別是建筑業(yè)農民工工資行動以來，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治理已經(jīng)走過十多個年頭。國家和政府出臺的關于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的法律法規(guī)政策文件達到200多個。對農民工工資拖欠的政策關注度高于其他任何一個社會問題。近日，國務院辦公廳又印發(fā)了《關于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》，提出推行農民工實名制和銀行代發(fā)工資制等。

這紙通知雖然縮短了債務鏈，設單位與農民工直接“對話”，但要有效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恐怕效果有限。如前文所述，政府拖欠農民工工資才是清欠執(zhí)法的主要障礙。并且，政府部門一邊宣傳治理欠薪，一邊連自己都拖欠著農民工工資，“手電筒只照別人”也會對社會單位起到負面的“示范”作用，產(chǎn)生某種“上行下效”的效應。

治理欠薪，首先要確保政府建設工程不欠薪，加強對政府投資工程項目的管理，將“對建設資金來源不落實的政府投資工程項目不予批準”等行政規(guī)定納入法治軌道。然后就是嚴格執(zhí)法，追究違法人員的責任。例如對工程建設超預算要問責，目前一些政府工程常常是先干后補，工程款不足，再追加預算，這明顯違反人大預算法。正確的做法，即使是增加預算也要人大另行審議后才能實施；對于已經(jīng)欠薪的項目政府則必須進行清理清退，不能讓辛勤工作的農民工流血流汗又流淚，當然，自我監(jiān)督的效用總是要打折扣，可以把所有的政府的拖欠情況公布出來，就向最高院公布老賴那樣。